恢復真實性的線索：Bussot, Raul

抵達美國後，我開始在一家有線電視公司工作。後來，我運用在古巴學到的技術，獨立從事電視技術員的工作；1999年起，我開始在電話公司 AT&T 工作。

在古巴，我從事電子工程方面的工作。我在那裡學習電子工程，並在一家電腦技術服務公司工作了幾年。然而，政府發放的工資不足以養家，我還得私下承接各種電子裝置的維修工作。

我們離開時，古巴的情況非常艱難。蘇聯解體後，進入古巴的各種物資大幅減少，衣服、食物等一切都很短缺。問題與其說是沒有錢，不如說是根本沒有東西可買，這也是我們離開的主要原因。後來，持有美元不再被視為犯罪，居住在美國的人也可以向古巴匯款，情況有所好轉，但並沒有發生很大變化。年輕人依然缺少未來和機會，在一個不允許個人發展的壓抑體制下生活十分困難。

原因在於經濟和政治狀況。像我這樣透過私下工作獲得稍多一些金錢或物品的人，經常會以所謂“非法積累財富”為由受到查處和懲罰。石油短缺還造成頻繁停電，使我無法維修電子裝置；要給兩個兒子準備食物、衣服和鞋子也非常困難。這一切促使我決定帶著家人離開這座島。

被美國海岸防衛隊救起是當時最重要的事。在海上漂流五天後，我們終於感到自己已經獲救了。彷彿肩上的重擔被卸下了，我也明白，我們確實已經抵達了那個我們認為必須抵達的地方。那是我們漫長海上漂泊的終點。

抵達美國後，我的生活確實發生了變化。我學習了英語，改善了工作條件，也得以在一家好公司工作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可以讓孩子們接受良好的教育，而這正是我們來到這個國家的主要原因之一。我的生活有了明顯變化，也改善了很多。

我認為，另一個國家的人願意花時間讓這類經歷為人所知，是一件好事。 我想，如果這段經歷能傳達給那些生活在與古巴相似的體制下、正在考慮離開國家、改善人生並在另一種體制下生活的北韓民眾，或許會特別有幫助。 我沒有想到身處發達國家、文化完全不同的人會對此感興趣，因此感到高興。 此前，我一直以為這類故事只會引起古巴人的關注。

我會給自己勇氣再做一次。能夠來到美國，是我一生中發生過最美好的事。我會告訴自己事先多瞭解一些，以便我們能用更好的方式做到這件事。即便如此，我還是會作出同樣的決定，再嘗試一次。試圖逃離一個人們沒有未來的國家，是必須要做的事。

我帶著兩個年幼的孩子抵達美國，起初住在父親很小的房子裡。後來，我們租了一套更大、更舒適的房子；孩子們開始參加夏令營，我和丈夫也開始工作。我晚上參加了一個為期八個月的英語課程，並在就讀的學校獲得了一份工作。我一邊逐步提高英語水平，一邊更換工作；孩子們稍大後，我又重新學習英語。之後，我修讀了兩年制放射學課程，開始從事 X 光拍攝工作；我又在醫院學會 MRI 掃描，並一直在這一領域工作到訪談當時。

我學習過電子工程和電腦硬體，並在一家電腦維修公司工作。丈夫畢業於同一所學校，也在同一個地方工作；我們在那裡相識、結婚，並有了兩個孩子。家庭責任和義務越多，生活就越困難。居住空間太小，孩子出生後，為了住得稍微舒適一些，我們還不得不開始擴建房屋。

1993年，古巴的情況非常艱難。當時我有兩個孩子，一個三歲，一個四歲；生活變得越來越困難和複雜。生活基本上只是一個生存問題，很難懷有什麼抱負或計劃。無論工作多麼努力、想要什麼，生活都完全取決於當時體制所規定的方式。

原因不只是經濟上的需要。我想克服每天為生存掙扎的痛苦，設定目標並實現一些事情。但在那裡很難制訂計劃，我覺得自己像一個聽從指令行動的木偶。我必須作出選擇：是留下來像植物一樣活著，還是離開，尋找一個可以自己規劃和決定的、更好的未來。

我們以為足以抵達美國的燃料遠比預期更早耗盡，於是開始漂流。原以為大約14小時就能到達，但我們不知道離美國海岸究竟有多近或多遠，並認為自己更靠近古巴。由於墨西哥灣流的影響，划槳也很困難，我們一度決定返回古巴。然而，兩個年幼的孩子曾被許諾會去一個更好的地方，他們強烈反對返回。我們是為了孩子而離開，於是決定也為了孩子繼續前進，再次向前劃去。

我們帶了給孩子喝的液態牛奶和煉乳、巧克力、午餐肉罐頭、糖和水。還準備了防止孩子日曬受寒的衣服、毛衣、連帽夾克和毛巾。我們也帶了指南針和自製救生衣，以及孩子暈船時使用的藥片和注射藥物。小兒子 Alex 經常暈船，藥效大約六小時後，症狀就會再次出現。後來他拒絕吃藥片，我只好給他打針。帶去的物品實際上全都用上了，而且幫助很大。

每當看見船隻，我們都會喊“這裡有孩子！”來吸引注意，孩子們也跟著這樣喊。我還記得，獲救後 Raul Jr. 問這裡是否也會停電。因為在古巴，播放卡通時經常沒有電，孩子們就看不到。我們解釋這個問題的意思後，救援人員笑著說，美國幾乎不會發生這種事。

最初，我對這件事真的會發生感到驚訝。後來，一個與我們文化完全不同的人對我們的經歷產生興趣，讓我感到非常高興和讚歎。我認為，北韓也面臨著與我們經歷過的相似的壓抑、限制和問題。來自其他文化的人會關心這些現實，不僅展示自己的現實，也試圖展示像我們這樣的其他國家的現實，這一點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能夠給我的孩子更好的生活、更好的未來，以及一種不同於他們過去的生活。

我想告訴自己，應該更早這樣做；如果有必要，我還會作出同樣的決定。我從未後悔過這個決定。當時的計劃和促使我們離開的那些目標都得以實現；如果要再做一次，我還會這樣做。

抵達美國後，我搬進新家，先後上了小學和中學。再次搬家後，我進入一所藝術高中，那段經歷非常美好。後來，我在紐約布魯克林上大學，遇到許多各具特色、令人印象深刻的人。大學畢業後，我決定前往首爾。

離開古巴時我只有五歲，所以記憶並不多。父母說，我是一個安靜的孩子，喜歡看電視或畫畫。我花很多時間同朋友、弟弟和鄰近的孩子們在街上玩。當時在古巴，除了眼前日常可見的東西，孩子們能做的事情並不多。

那時的記憶並不是一個連貫的故事，而是像照片或夢境一樣的幾個場景。木筏不是在大海中央，而是在海邊一片小紅樹林中連夜組裝的。我記得那裡黑暗而潮濕的感覺、把木筏搬到水邊、有人在一處不是沙灘而是佈滿相當大石塊的岸邊滑倒、汽油的氣味，以及離開古巴時引擎冒出的煙。在海上，我還記得狗從木筏上跳下去和那場風暴。木筏在風雨中上下顛簸，Francisco 抓住了我。為了不被甩進海裡，我們把身體綁在木筏上，並用防水布或毛巾裹住身體。我也記得那一夜的寒冷，但並不記得整段航程。

我一直想知道家人離開古巴的故事，但從未直接請父母給我詳細講述。我們很少談論這件事；隨著時間流逝，大家越來越忙，也住得越來越遠，這個故事便逐漸被擱置了。遇見 Kim Hongrok 並把我的故事告訴他後，他立刻想把它變成一件可以展示給他人看的作品。我們都覺得，這個故事值得展示，也值得再次講述。我認為，他對藝術以及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們所處的境況有著敏銳的感知。我作為講述這個故事的媒介參與其中。我希望這件作品不僅能呈現逃離古巴這一強而有力的故事，也能給人們一個審視自己生活的機會。

知道自己來自哪裡，對我的人生十分重要。五歲時與家人離開那個幾乎沒有機會和希望的古巴，讓我們獲得了親手塑造人生的機會，也讓我擁有了許多人沒有的一種特別收穫：用來衡量和判斷自己所做一切的視角與尺度。如果父母沒有以我們的生活和未來為賭注離開古巴，我不會身在此處，不會創作這場展覽，也無法取得自己已經取得的成果。因此，我認為自己必須走得更遠、做得更多；這也像是我對自己和父母所負的一份責任。

我最想先傳達的是希望：處在古巴或北韓這類環境中的人，也許可以離開那裡，在更好的環境中塑造自己的人生，並獲得自行決定的機會。同時，我也希望那些身處現代社會、除了日常困難外沒有經歷過生死攸關重大考驗的人，能透過我的故事回望自己的生活。乘木筏用五天逃離一個共產主義國家、甚至不知道自己能否活下來的經歷，會伴隨一生。我希望這個故事能給處境相似的人帶來希望，也能成為促使其他人稍稍改善自己生活的一個契機。

我在首爾生活了一年多，有很多時間觀察韓國人。人生大部分時間，我都生活在古巴裔居民眾多的邁阿密。我覺得，韓國人和古巴人都十分重視人與人之間的聯絡和溫情。人們把朋友當作兄弟姐妹，初次介紹認識的人很快也會被當作家人接納，對陌生來客也願意拿出自己擁有的東西，這些方面很相似。兩種文化與社會雖然不同，但在人際關係方面，我感受到很多相似之處。我在韓國遇到了很好的人，也有了很棒的經歷；正如離開古巴改變了我的人生，在韓國的經歷也改變了我的人生。就像韓國在我的人生中留下積極印記一樣，我也希望能在韓國留下積極的印記。

抵達美國後，我能夠擁有自己想要的東西，生活中什麼都不缺。我經歷了許多人沒有機會經歷的事，一直過著非常好的生活。

聽父母說，衣服和食物等生活所需的很多東西都很難獲得。哥哥和我年紀很小，孩子想要的無非是看電視卡通或玩耍。我們主要在外面玩；古巴幾乎沒有什麼可供消遣，只能玩一些簡單的遊戲。

我對古巴幾乎沒有記憶，但木筏航程中的一個場景留了下來。第三天夜裡，我們在大海中央遇到猛烈風暴；四周一片漆黑時，閃電擊中海面，照亮了周圍。那一刻，我記得看見父親站在木筏上，或者說看見了父親的輪廓。我不知道，如果在古巴長大，我的人生會變成什麼樣。來到美國，讓我有機會學習自己想學的東西，不受限制地生活。我認為，父母把我們帶到這裡時想要給予我們的，正是這樣的機會。

如果有人問，我的人生中最有意思的事情是什麼，首先浮現在腦海中的就是木筏之旅，以及那件事如何改變了我的人生。

我非常高興。世界上有人願意關注難以處理的議題，也有人生活在古巴和北韓這樣的軍事體制下，處境非常艱難。我希望世人能夠知道真正發生了什麼，也希望生活在那些國家的人有一天能夠接觸到這場展覽，並獲得走向更好生活的希望。

古巴是我出生的國家，我的國籍是古巴。 它塑造了我生活的許多方面，包括我看待不同問題的方式。 從古巴來到美國的經歷，讓我比沒有經歷過這些困難的人更能以開放的視角看世界；我也認為，古巴人的身份給了我更廣闊地看待世界的機會。

我隨時都想再去。那裡還有我的家人；我以前也曾回去，與家人共度美好時光，並到古巴各處看看。建築和汽車尤其令我印象深刻。感覺就像穿越回1951年；看到1950年代的建築、建造風格和生活環境依然留存下來，很有意思。那裡是一個與我生活之處非常不同的世界，因此造訪古巴很有意思。

生活徹底改變了，就像從黑夜變成白晝。在古巴，人很難靠自己發展，而且按規定必須為政府工作。我記得，如果不為政府工作，就可能依據所謂的“危險性法”被認定為危險人物，在沒有任何理由的情況下被監禁最長四年。在美國，我可以經營自己的事業，不必面對這類問題。

與木筏上的其他人並沒有太大不同。每天早晨醒來，我都會想今天吃什麼，怎樣弄到今天和明天的食物。在古巴，生活基本上就是尋找食物。

社會主義體制讓我感到窒息。展望在古巴的未來，我覺得既沒有未來，也沒有當下，沒有生活的理由，也沒有什麼值得努力爭取。生活只是日復一日地重複求生。

這是一段以生命為賭注的旅程，因此艱難時刻很多，但我從未失去一種內在信念，相信我們會到達。最困難的是，據我記憶，大約在星期一凌晨海面變得洶湧的那六至八個小時。浪高約八至十五英尺。在這裡這樣說很容易，別人也許會以為我在說謊，但必須親自在木筏上經歷過才會明白。在冷鋒和據我估計約三十節的強風中，巨浪猛烈襲來，木筏不斷上下顛簸。

就像黑夜與白晝一樣不同。美國是一個充滿機會的國家，準備得越充分、付出的努力越多，就越能得到與努力相應的回報。作為社會中的一員，我得以在許多方面成長。我非常幸福。儘管我在古巴生活的年頭更久，但我認為，在美國擁有的情感經歷和人生經驗遠比在古巴豐富，也更為美好。

木筏是用灌溉管道製成的。我們從鄉間取得長約十五英尺、直徑約八英寸的管道，每次用摩托車運兩根到哈瓦那。管道經過焊接密封，組成雙體船的形狀。木筏在我家製作，可以完全拆開後重新組裝，以免當局察覺我們在運送木筏。我們把拆開的部件帶到紅樹林，再重新組裝；隨後在底部安裝兩個腳踏車輪，把木筏一路推到水邊。

與 Raul 一家抵達美國，是我的第三次嘗試。第一次嘗試時我被抓住，關押了七十二小時，但從那次經歷中學到了一些東西。第二次沒有被抓住，但木筏開始下沉，我們不得不返回。第三次，我們根據此前經驗造出不會下沉的木筏；它毫無問題地承受住各種狀況，抵達了美國。

獲救的那一刻，是世上最美好的時刻。因為我們終於擺脫所有糟糕的處境，登上船，並從那一刻起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經安全。我內心一直相信我們會到達，但直到海岸防衛隊的船隻駛來，所有疑慮才終於消失。

這讓我把二十年前我們的經歷與韓國的情況放在一起思考。我認為，南韓與北韓的對比，類似於美國與古巴的對比。古巴被本國政府從內部封鎖，經濟無法發展；我認為北韓也在發生類似的事情。韓國人比較兩種體制，並思考哪一種體制能讓人的潛力得到更大發展，是一件好事。依我之見，資本主義並不完美，但在自由和發展人的潛力方面，它比社會主義提供了更多可能性。

經歷了此後二十年的生活，如果能對過去的自己說話，我會告訴他“必須再次離開”“必須繼續離開”“一定要抵達”，給自己更多繼續前進的勇氣。

最初，因為需要適應這裡的生活，起步比較慢，但此後一切逐漸順利。抵達美國後，我在建築工地當木匠，後來開卡車並從事配送工作。我搬到北卡羅來納州，做了約一年半的空調技術員，之後回到佛羅里達州，再次開卡車。辭去那份工作後，我受聘成為 AT&T 技術員，訪談當時仍在做這份工作。

從小時候起，我就一直想尋找另一種生活。在古巴，生活處於壓抑之中；在沒有未來的情況下，除了設法謀生，幾乎無事可做。後來，我遇到了同行的 Jorge，我們一致決定製作一艘木筏，前往這裡。

木筏大約百分之八十由 Jorge 和我製作，Raul 在最後階段加入。最初，我和 Jorge 從政府所有的灌溉用地取得管道，再用 Jorge 的摩托車運到他位於 Santo Suarez 的家。我們在 Jorge 家的屋頂上把木筏做得接近完成，後來聯絡上 Raul，三人一起完成了最後部分。

在海上漂流四天後的一個夜晚，我們看到地平線上有燈光，以為那是海岸，於是開始划槳。我們每人輪換大約十五分鐘，大約從凌晨一點、兩點或三點開始，一直劃到第二天下午一點左右。那時，一艘漁船上的漁民發現了我們。漁船靠近時，一隻名叫 Rommel 的狗像是想去另一艘船一樣跳入水中，但牠又轉身回到了木筏。隨後，來自邁阿密的一艘大型海岸防衛艇、來自西棕櫚灘的海岸防衛艇以及一架直升機抵達。我們在離岸約三十英里的海上登上西棕櫚灘的海岸防衛艇，之後被送往西棕櫚灘的移民局。

總有兩三件事會浮現在腦海中。狗跳進水裡時，我們不知道牠是否會回來，但牠最終回來了，我們把牠重新救上木筏。還有，在準備登上海岸防衛艇時，Raul 把從一處軍事設施取得的指南針扔進了海裡。隊員問他扔了什麼，他解釋說，大家約好，一旦在海上被人發現，就把指南針扔進海裡。

原因在於古巴的壓抑和看不到未來。 那不能稱為生活。 從十三歲或十四歲起，我一直在思考怎樣尋找更好的未來，讓家人生活在更好的環境中。 我相信所有古巴人都有同樣的想法。

得知 Raul 正在籌備一場關於我們離開古巴和卡斯特羅政權的展覽，我非常高興。令我欣慰的是，無論在哪個國家，都有人試圖向世界展示：離開一種體制、逃離壓迫，可以通向更好的生活。

我們的逃離並不容易，而且還有 Raul 和 Alejandro 兩個年幼的孩子同行。即便如此，如果能夠回到過去說句話，我會說，我們還應該再做同樣的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