恢复真实性的线索：Bussot, Raul

抵达美国后，我开始在一家有线电视公司工作。后来，我运用在古巴学到的技术，独立从事电视技术员的工作；1999年起，我开始在电话公司 AT&T 工作。

在古巴，我从事电子工程方面的工作。我在那里学习电子工程，并在一家计算机技术服务公司工作了几年。然而，政府发放的工资不足以养家，我还得私下承接各种电子设备的维修工作。

我们离开时，古巴的情况非常艰难。苏联解体后，进入古巴的各种物资大幅减少，衣服、食物等一切都很短缺。问题与其说是没有钱，不如说是根本没有东西可买，这也是我们离开的主要原因。后来，持有美元不再被视为犯罪，居住在美国的人也可以向古巴汇款，情况有所好转，但并没有发生很大变化。年轻人依然缺少未来和机会，在一个不允许个人发展的压抑体制下生活十分困难。

原因在于经济和政治状况。像我这样通过私下工作获得稍多一些金钱或物品的人，经常会以所谓“非法积累财富”为由受到查处和惩罚。石油短缺还造成频繁停电，使我无法维修电子设备；要给两个儿子准备食物、衣服和鞋子也非常困难。这一切促使我决定带着家人离开这座岛。

被美国海岸警卫队救起的那一刻最为特别。在海上漂流五天后，我终于觉得自己活下来了，仿佛肩上的重担卸了下来。我知道，我们真的抵达了那个自认为必须前往的地方。那是漫长海上旅程的终点。

抵达美国后，我的生活确实发生了变化。我学习了英语，改善了工作条件，也得以在一家好公司工作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可以让孩子们接受良好的教育，而这正是我们来到这个国家的主要原因之一。我的生活有了明显变化，也改善了很多。

我认为，另一个国家的人愿意花时间让这类经历为人所知，是一件好事。尤其是，如果朝鲜那些生活在与古巴相似体制下、正在受苦的人能够知道这件事，我认为它可以帮助那些希望拥有更好生活和另一种社会体制的人。我没有想到身处发达国家、文化完全不同的人会对此感兴趣，因此感到高兴。此前，我一直以为这类故事只会引起古巴人的关注。

我会给自己勇气，让自己能够再做一次。能够来到美国，是我一生中做得最正确的事。不过，我会告诉自己事先多了解一些，以便用更好的方式完成这件事。即便如此，我仍会作出同样的决定，再尝试一次。因为离开一个没有未来的国家，是必须去做的事。

我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抵达美国，起初住在父亲很小的房子里。后来，我们租了一套更大、更舒适的房子；孩子们开始参加夏令营，我和丈夫也开始工作。我晚上参加了一个为期八个月的英语课程，并在就读的学校获得了一份工作。我一边逐步提高英语水平，一边更换工作；孩子们稍大后，我又重新学习英语。之后，我修读了两年制放射学课程，开始从事 X 光拍摄工作；我又在医院学会 MRI 扫描，并一直在这一领域工作到访谈当时。

我学习过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硬件，并在一家计算机维修公司工作。丈夫毕业于同一所学校，也在同一个地方工作；我们在那里相识、结婚，并有了两个孩子。家庭责任和义务越多，生活就越困难。居住空间太小，孩子出生后，为了住得稍微舒适一些，我们还不得不开始扩建房屋。

1993年，古巴的情况非常艰难。当时我有两个孩子，一个三岁，一个四岁；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和复杂。生活基本上只是一个生存问题，很难怀有什么抱负或计划。无论工作多么努力、想要什么，生活都完全取决于当时体制所规定的方式。

原因不只是经济上的需要。我想克服每天为生存挣扎的痛苦，设定目标并实现一些事情。但在那里很难制订计划，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听从指令行动的木偶。我必须作出选择：是留下来像植物一样活着，还是离开，寻找一个可以自己规划和决定的、更好的未来。

我们以为足以抵达美国的燃料远比预期更早耗尽，于是开始漂流。原以为大约14小时就能到达，但我们不知道离美国海岸究竟有多近或多远，并认为自己更靠近古巴。由于墨西哥湾流的影响，划桨也很困难，我们一度决定返回古巴。然而，两个年幼的孩子曾被许诺会去一个更好的地方，他们强烈反对返回。我们是为了孩子而离开，于是决定也为了孩子继续前进，再次向前划去。

我们带了给孩子喝的液态牛奶和炼乳、巧克力、午餐肉罐头、糖和水。还准备了防止孩子日晒受寒的衣服、毛衣、连帽夹克和毛巾。我们也带了指南针和自制救生衣，以及孩子晕船时使用的药片和注射药物。小儿子 Alex 经常晕船，药效大约六小时后，症状就会再次出现。后来他拒绝吃药片，我只好给他打针。带去的物品实际上全都用上了，而且帮助很大。

每当看见船只，我们都会喊“这里有孩子！”来吸引注意，孩子们也跟着这样喊。我还记得，获救后 Raul Jr. 问这里是否也会停电。因为在古巴，播放动画片时经常没有电，孩子们就看不到。我们解释这个问题的意思后，救援人员笑着说，美国几乎不会发生这种事。

最初，我对这件事真的会发生感到惊讶。后来，一个与我们文化完全不同的人对我们的经历产生兴趣，让我感到非常高兴和赞叹。我认为，朝鲜也面临着与我们经历过的相似的压抑、限制和问题。来自其他文化的人会关心这些现实，不仅展示自己的现实，也试图展示像我们这样的其他国家的现实，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是这样一种希望：可以给孩子们更好的生活、更好的未来，以及与当时不同的人生。

我想告诉自己，应该更早这样做；如果有必要，我还会作出同样的决定。我从未后悔过这个决定。当时的计划和促使我们离开的那些目标都得以实现；如果要再做一次，我还会这样做。

抵达美国后，我搬进新家，先后上了小学和中学。再次搬家后，我进入一所艺术高中，那段经历非常美好。后来，我在纽约布鲁克林上大学，遇到许多各具特色、令人印象深刻的人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决定前往首尔。

离开古巴时我只有五岁，所以记忆并不多。父母说，我是一个安静的孩子，喜欢看电视或画画。我花很多时间同朋友、弟弟和邻近的孩子们在街上玩。当时在古巴，除了眼前日常可见的东西，孩子们能做的事情并不多。

那时的记忆并不是一个连贯的故事，而是像照片或梦境一样的几个场景。木筏不是在大海中央，而是在海边一片小红树林中连夜组装的。我记得那里黑暗而潮湿的感觉、把木筏搬到水边、有人在一处不是沙滩而是布满相当大石块的岸边滑倒、汽油的气味，以及离开古巴时发动机冒出的烟。在海上，我还记得狗从木筏上跳下去和那场风暴。木筏在风雨中上下颠簸，Francisco 抓住了我。为了不被甩进海里，我们把身体绑在木筏上，并用防水布或毛巾裹住身体。我也记得那一夜的寒冷，但并不记得整段航程。

我一直对家人离开古巴的故事很好奇，却没有直接向父母详细询问。家人之间几乎不谈这件事；随着时间流逝，大家日渐忙碌，又分隔各地生活，这个故事便逐渐被掩埋了。我遇见艺术家 Kim Hongrok 并把家人的故事告诉他后，他立刻表示想把它做成一件让其他人看到的作品。我们都认为，这个故事值得再次被讲述。我觉得，他能敏锐感知艺术以及同时代人所处的境况。我以传递故事的媒介身份参与其中，并希望这件作品不只呈现逃离古巴这一强烈的故事，也能成为人们回望自己生活的契机。

知道自己来自哪里，对我的人生十分重要。五岁时与家人离开那个几乎没有机会和希望的古巴，让我们获得了亲手塑造人生的机会，也让我拥有了许多人没有的一种特别收获：用来衡量和判断自己所做一切的视角与尺度。如果父母没有以我们的生活和未来为赌注离开古巴，我不会身在此处，不会创作这场展览，也无法取得自己已经取得的成果。因此，我认为自己必须走得更远、做得更多；这也像是我对自己和父母所负的一份责任。

我最想先传达的是希望：处在古巴或朝鲜这类环境中的人，也许可以离开那里，在更好的环境中塑造自己的人生，并获得自行决定的机会。同时，我也希望那些身处现代社会、除了日常困难外没有经历过生死攸关重大考验的人，能通过我的故事回望自己的生活。乘木筏用五天逃离一个共产主义国家、甚至不知道自己能否活下来的经历，会伴随一生。我希望这个故事能给处境相似的人带来希望，也能成为促使其他人稍稍改善自己生活的一个契机。

我在首尔生活了一年多，有很多时间观察韩国人。人生大部分时间，我都生活在古巴裔居民众多的迈阿密。我觉得，韩国人和古巴人都十分重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温情。人们把朋友当作兄弟姐妹，初次介绍认识的人很快也会被当作家人接纳，对陌生来客也愿意拿出自己拥有的东西，这些方面很相似。两种文化与社会虽然不同，但在人际关系方面，我感受到很多相似之处。我在韩国遇到了很好的人，也有了很棒的经历；正如离开古巴改变了我的人生，在韩国的经历也改变了我的人生。就像韩国在我的人生中留下积极印记一样，我也希望能在韩国留下积极的印记。

抵达美国后，我能够拥有自己想要的东西，生活中什么都不缺。我经历了许多人没有机会经历的事，一直过着非常好的生活。

听父母说，衣服和食物等生活所需的很多东西都很难获得。哥哥和我年纪很小，孩子想要的无非是看电视动画片或玩耍。我们主要在外面玩；古巴几乎没有什么可供消遣，只能玩一些简单的游戏。

我对古巴几乎没有记忆，但木筏航程中的一个场景留了下来。第三天夜里，我们在大海中央遇到猛烈风暴；四周一片漆黑时，闪电击中海面，照亮了周围。那一刻，我记得看见父亲站在木筏上，或者说看见了父亲的轮廓。我不知道，如果在古巴长大，我的人生会变成什么样。来到美国，让我有机会学习自己想学的东西，不受限制地生活。我认为，父母把我们带到这里时想要给予我们的，正是这样的机会。

如果有人问，我的人生中最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，首先浮现在脑海中的就是木筏之旅，以及那件事如何改变了我的人生。

我非常高兴。世界上有人愿意关注难以处理的议题，也有人生活在古巴和朝鲜这样的军事体制下，处境非常艰难。我希望世人能够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，也希望生活在那些国家的人有一天能够接触到这场展览，并获得走向更好生活的希望。

古巴是我出生的国家，也是我国籍的根源。它塑造了我生活的许多方面，包括我看待不同问题的方式。从古巴来到美国的经历，让我比没有经历过这些困难的人更能以开放的视角看世界；我也认为，古巴人的身份给了我更广阔地看待世界的机会。

我随时都想再去。那里还有我的家人；我以前也曾回去，与家人共度美好时光，并到古巴各处看看。建筑和汽车尤其令我印象深刻。感觉就像穿越回1951年；看到1950年代的建筑、建造风格和生活环境依然留存下来，很有意思。那里是一个与我生活之处非常不同的世界，因此访问古巴很有意思。

生活彻底改变了，就像从黑夜变成白昼。在古巴，人很难靠自己发展，而且按规定必须为政府工作。我记得，如果不为政府工作，就可能依据所谓的“危险性法”被认定为危险人物，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被监禁最长四年。在美国，我可以经营自己的事业，不必面对这类问题。

与木筏上的其他人并没有太大不同。每天早晨醒来，我都会想今天吃什么，怎样弄到今天和明天的食物。在古巴，生活基本上就是寻找食物。

社会主义体制让我感到窒息。展望在古巴的未来，我觉得既没有未来，也没有当下，没有生活的理由，也没有什么值得努力争取。生活只是日复一日地重复求生。

这是一段以生命为赌注的旅程，因此艰难时刻很多，但我从未失去一种内在信念，相信我们会到达。最困难的是，据我记忆，大约在星期一凌晨海面变得汹涌的那六至八个小时。浪高约八至十五英尺。在这里这样说很容易，别人也许会以为我在撒谎，但必须亲自在木筏上经历过才会明白。在冷锋和据我估计约三十节的强风中，巨浪猛烈袭来，木筏不断上下颠簸。

就像黑夜与白昼一样不同。美国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家，准备得越充分、付出的努力越多，就越能得到与努力相应的回报。作为社会中的一员，我得以在许多方面成长。我非常幸福。尽管我在古巴生活的年头更久，但我认为，在美国拥有的情感经历和人生经验远比在古巴丰富，也更为美好。

木筏是用灌溉管道制成的。我们从乡间取得长约十五英尺、直径约八英寸的管道，每次用摩托车运两根到哈瓦那。管道经过焊接密封，组成双体船的形状。木筏在我家制作，可以完全拆开后重新组装，以免当局察觉我们在运送木筏。我们把拆开的部件带到红树林，再重新组装；随后在底部安装两个自行车轮，把木筏一路推到水边。

与 Raul 一家抵达美国，是我的第三次尝试。第一次尝试时我被抓住，关押了七十二小时，但从那次经历中学到了一些东西。第二次没有被抓住，但木筏开始下沉，我们不得不返回。第三次，我们根据此前经验造出不会下沉的木筏；它毫无问题地承受住各种状况，抵达了美国。

获救的那一刻，是世上最美好的时刻。因为我们终于摆脱所有糟糕的处境，登上船，并从那一刻起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安全。我内心一直相信我们会到达，但直到海岸警卫队的船只驶来，所有疑虑才终于消失。

这让我把二十年前我们的经历与韩国的情况放在一起思考。我认为，韩国与朝鲜的对比，类似于美国与古巴的对比。古巴被本国政府从内部封锁，经济无法发展；我认为朝鲜也在发生类似的事情。韩国人比较两种体制，并思考哪一种体制能让人的潜力得到更大发展，是一件好事。依我之见，资本主义并不完美，但在自由和发展人的潜力方面，它比社会主义提供了更多可能性。

经历了此后二十年的生活，如果能对过去的自己说话，我会告诉他“必须再次离开”“必须继续离开”“一定要抵达”，给自己更多继续前进的勇气。

最初，因为需要适应这里的生活，起步比较慢，但此后一切逐渐顺利。抵达美国后，我在建筑工地当木匠，后来开卡车并从事配送工作。我搬到北卡罗来纳州，做了约一年半的空调技术员，之后回到佛罗里达州，再次开卡车。辞去那份工作后，我受聘成为 AT&T 技术员，访谈当时仍在做这份工作。

从小时候起，我就一直想寻找另一种生活。在古巴，生活处于压抑之中；在没有未来的情况下，除了设法谋生，几乎无事可做。后来，我遇到了同行的 Jorge，我们一致决定制作一艘木筏，前往这里。

木筏大约百分之八十由 Jorge 和我制作，Raul 在最后阶段加入。最初，我和 Jorge 从政府所有的灌溉用地取得管道，再用 Jorge 的摩托车运到他位于 Santo Suarez 的家。我们在 Jorge 家的屋顶上把木筏做得接近完成，后来联系上 Raul，三人一起完成了最后部分。

在海上漂流四天后的一个夜晚，我们看到地平线上有灯光，以为那是海岸，于是开始划桨。我们每人轮换大约十五分钟，大约从凌晨一点、两点或三点开始，一直划到第二天下午一点左右。那时，一艘渔船上的渔民发现了我们。渔船靠近时，一条名叫 Rommel 的狗像是想去另一艘船一样跳入水中，但又转身回到了木筏。随后，来自迈阿密的一艘大型海岸警卫艇、来自西棕榈滩的警卫艇以及一架直升机抵达。我们在离岸约三十英里的海上登上西棕榈滩的警卫艇，之后被送往西棕榈滩的移民局。

总有两三件事会浮现在脑海中。狗跳进水里时，我们不知道它是否会回来，但它最终回来了，我们把它重新救上木筏。还有，在准备登上海岸警卫艇时，Raul 把从一处军事设施取得的指南针扔进了海里。队员问他扔了什么，他解释说，大家约好，一旦在海上被人发现，就把指南针扔进海里。

原因在于古巴的压抑和看不到未来。那不能称为生活。从十三岁或十四岁起，我一直在思考怎样寻找更好的未来，让家人生活在更好的环境中。我认为许多古巴人都有同样的想法。

听 Raul 说要展出我们离开古巴和卡斯特罗政权的经历，我非常高兴。有人试图让世人看到，无论在哪个国家，摆脱体制和压抑、离开那个地方，都可能通向更好的生活，这让我感到高兴。

我们的逃离并不容易，而且还有 Raul 和 Alejandro 两个年幼的孩子同行。即便如此，如果能够回到过去说句话，我会说，我们还应该再做同样的事。